1957年新闻界及有关部门对“左叶事件”的评价为何前后不一致?
“左叶事件”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陪同，在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由于现场拥挤，随同采访的记者与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发生口角。左叶事件发生的1957年上半年，全国性的新闻改革工作向纵深发展，特别是自由讨论的气氛很活跃，人们就学术、文艺乃至社会生活的一些问题，在报刊上展开讨论，从1956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日趋活跃，对文教等问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批评和争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左叶事件发生后，关于该事件的讨论成为新闻界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发文批评左叶，要求尊重新闻记者，改善工作条件，许多报纸也都发了消息和言论。1957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斗争开始，报纸开始大量刊登正面文章，批评鸣放中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对于“左叶事件”，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进行调查核实，否定了之前《文汇报》等报纸的报道，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的社论和《“左叶事件”报道失实》的文章，认为这一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次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就对左叶事件的宣传做出了检讨。反右派斗争，作为一场集中的、激烈的政治运动，经历了两三个月就基本结束了，但对右派的批判，却持续到了1958年，这次斗争对中国新闻事业和中国新闻界影响巨大，教训深刻，1957年5月，宣传报道整风时，全国新闻界一派活跃气氛，只有极少数人趁机否定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对其批判是必要的，但斗争扩大化，使得不少人被错划，错批，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改正。反右使得1956年以来的新闻工作改革中断，新闻工作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中“左”的色彩日趋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