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梁启超法治、人治“相须为用”说。
梁启超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坚持法治与人治不可偏废的观点。首先，他反对只要人治的主张。他认为人治的弊端重重：(1)人治是以某一人或某几人为转移，但一个人发挥作用的时间短，范围小，“人亡则政息”，而法治发挥作用的时间长，范围广。(2)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遇贤君则国治，遇昏君则国乱，而世上贤君少于昏君，所以世上多无长治久安之时。(3)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大，政务繁，若专靠人治，那里有这么多贤人?因此，只靠人治是行不通的。其次，他也反对只靠法治。他认为：(1)人能制法，非法能制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德”与“智”的人，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后才能有“善治”。(2)“徒法不能以自行”。他认为有善法然后才有善治，而善法既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实施，“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运用才可发挥作用，否则，“虽有良法，不得人而用之，亦属无效”。此外，梁启超还强调指出：“法不能独立”，如果“政治习惯不养成，政治道德不确立，虽有冠冕世界之良宪法犹废纸也。”在他看来，道德具有社会制裁力,法律具有国家制裁力，两者要“相须为用”。法治只有辅之以道德教育，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和启迪人们的自治能力，自觉地遵守法律。倘若法律只靠国家的强制力来推行，就不能“正本清源”。当然，他也反对把法与道德混为一谈，他同意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的说法，认为法与礼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两者是异用而同体，异统而同源，且相须为用，莫可偏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