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梁启超实行资产阶级法治的主张。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梁启超最重视法律的作用，极力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法治，甚至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之唯一主义”。在他看来，西方各国之所以兴旺发达，就是因为有了好的法制，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举国上下都有法可循，秩序井然，文明日进。在梁启超看来，实行法治还是为了适应制裁人民，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天赋人权的需要。他认为人性是恶的，如无法律加以约束，将会为所欲为，酿成祸乱。当然，法律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规则，应当“均平中正，固定不变，能为最高之标准以调节事物”。它使人们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协调一致，保证其所享受的天赋权利不受侵犯，整个社会秩序井然，像军队一样有纪律地行动。为了强调法治的重要，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的《论立法权》一文中批评了荀子的人治主义。梁启超认为人治的弊端重重，不如法治优越，因为人治是以某一人或某几人为转移，“人亡则政息”；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可是世上贤君少而昏君多，所以治世少而乱世多；中国地大人多，若专靠人治，哪里有那么多贤人?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基本上坚持了法治主张。他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中说：“法治主义，既为今世所莫能易，虽有治人，固不可以忽于治法。即治人未具，而得良法以相维系，则污暴有所闻而不能自恣，贤良有所藉而徐展其长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时，梁启超并不反对人治，而有既重法治又兼顾人治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