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杜甫以儒为本兼及他家的多元理论。
以儒为本、兼及他家的多元性理念,是杜甫思想的一大特点,这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盛唐国力的强盛造就了一个开放而多元的人文环境,当时儒、释、道三家在 思想界竞骋其说,统治者对此表现出兼收并蓄的开明态度。所以在那一时代的诗人身上往往杂糅好几种思想,在杜甫的青年时期,思想上同样不乏这种自由色彩。他 与李白同游时,曾一起到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欲学长生之道。后又同去东蒙山访寻董炼师和范隐士,想炼就丹砂。杜甫在鲁郡写过一首《赠李白》,其中有“秋 来相顾尚漂蓬,未就丹砂愧葛洪”一句,表达了他们未能炼就长生丹药的失望心情。 杜甫与佛教的法缘更为深厚。不但常到佛寺游览,听讲佛法,而且与赞公、文公等和尚交谊甚深,诗中引用佛语之处也很多。在诗中,他有时也表现出皈依的想法, 如《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这首诗不但用佛语、佛典甚多,如“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而且语气颇为坚决, 似乎真的要遁入空门了。清人俞评曰:“垂老而将为出世之人,故皈依曹溪之念特深。”诗中确实体现了诗人暮年寻求归宿的苦闷心情,但若据此确定杜甫已皈依佛 门则尚须商榷。首先,该诗作于大历二年(767年),在那之后,杜甫于其诗作中仍自视为儒者。复次,佛教本是出世的宗教,要求信徒割舍世情,心如止水, “万事不关心”,可是杜甫一生忧国忧民,至死方休,“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安肯休”,他的信念如此执著,全无佛家的冷寂空灭之气。杜集中还有两首诗, 《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与《谒真谛寺禅师》。此二诗皆作于大历二年,既肯定了杜甫对佛教怀有的浓厚兴趣,又清楚地表明,这不是那种万念俱冥的遁入空门,仅 限于表面层次的欣赏感悟。 综而言之,杜甫确实受到佛、道二教的一些影响,但在杜甫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儒家思想。他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着“致君尧舜上”的积极入世的思 想。他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家,特别对仙丹灵芝以及长生仙界充满了向往,这只是盛唐时代风尚的产物,作为一个世界观尚未完全定型的年轻诗人,有这种率性 之举是不足为奇的。等到他在现实生活中历经沧桑之后,这种豪兴自然就消失了。他对佛教的兴趣主要是壮年之后,一生蹭蹬,志向未行,生活中极度的苦闷得不到 宣泄,不免会流入空门,寻求心灵的慰藉,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佛教理论博大精深,其拥有的精致的心性学说尤为儒家思想所不及。士人遭 受挫折磨难,皆可借此得以消解,恢复心灵的平衡。所以,佛教对杜甫而言,只是心灵受创时的栖居所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虔诚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