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的重大论断
第一,“南方谈话”从历史发展动力的高度,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重大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针对姓“资”姓“社”问题,邓小平提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得出的重要结论。
“南方谈话”强调改革要打破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束缚,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他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为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定了基调,而且“南方谈话”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始终是围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的。
“南方谈话”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提出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是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提出来的。不过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共同富裕,并不是指要搞平均主义。他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各地区以及所有社会成员同时富裕。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对于我们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南方谈话”强调必须注重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应当抓住难得的机遇对外开放,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集中精力搞建设。他主张通过对外开放来冲击传统的旧体制与旧观念,以促进改革和发展。自“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