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对个体教育的影响。
（1）洪岩壁与赵延东根据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本的关联程度，区分了两类文化资本:第一类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关系密切，注重文化参与;但参与并不等干文化品位,品位更多受到社会化过程中惯习的影响，因此第二类家庭文化资本强调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方式,即家庭教养方式虽然文化资本的操作化定义众说纷纭,定量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是孩子或父母参与高级文化活动的情况，譬如参观博物馆、美术馆或听音乐会。这一测量指标也被称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其他学者还提出阅读习惯与文学环境、家庭教育资源、课外活动等指标。经验研究表明，这些文化资本指标都对子代的学业成功和教育获得有显著影响。（2）其中,家庭藏书量是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对孩子的学业成绩和教育获得都有显著正效应，并在诸多国家都得到了验证。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孩子往往能更多地参与到高级文化活动中。西方研究认为参与高级文化活动越多孩子的学业成绩就越好。但这一关系是否在所有社会都成立还有待商榷,韩国的研究发现这一类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对孩子的学业成绩具有负面作用，研究者把这归之于韩国发达的补习教育。（3）第二类文化资本虽较少受物质资源影响，但也存在显著的阶层区隔。运用布迪厄的资本一惯习分析框架，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对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家庭教养方式进行了细致描述和剖析。她发现中产阶级采取的“协作培养”模式,既给孩子安排各种活动，也会毫不犹豫地干预孩子的活动;而工人阶级则采取“成就自然成长”模式，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放羊式”教育，不给孩子组织活动，而把很多教养孩子的责任委托给学校。虽然在家庭内部,这两种教养方式各有利弊，但在家庭外的公共生活中,相比于工人阶级孩子,中产阶级孩子在生活中占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因为“不同教养方式的文化逻辑在广大的社会范围里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P199-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