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寓言的历史发展情况。
我国“寓言”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庄子》，我国的寓言产生于先秦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子齐起、著书立说。为了驳倒敌手，说服主人，他们在言谈论辩中大量采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历史史实，设譬谐隐，率相致力于比喻艺术的运用，务使听者喜闻乐道，理解折服。这样，比喻性的文学，简洁精辟的说理故事，含沙射影的“寓言”不仅应运而生，而且相当繁盛，先秦寓言已成为我国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
秦汉时期，君威日重，经治者不能容忍自己及其政治设施成为讽刺对象和目标，寓言这一文学形式自然受到阻遏。但这一文学样式还是被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
两汉时期，不仅史传文学和理论著述中杂有寓言作品，而且出现了以寓言为主体的劝戒性极强的故事专集，如《淮南子》中就有不少寓言故事。
唐宋两代、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都重视寓言，且是热心的作者。此时，寓言开始独立拟定篇名，如柳宗元《三戒》中的《黔之驴》，苏轼的《日喻》等。
明代初期政治家刘基所著《都离子》，是一部以寓言为主的散文集，《卖柑者言》就是其中的名篇，陆灯的《艾子后语》可说是用笑话形式写一寓言集，江盈科所撰《雪涛小说》、《雪涛谐史》、赵南星编撰的《笑话》，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的《笑府》、《广笑府》、《古今谭概》等，都以喜笑怒骂的笔触对黑暗政治作辛辣的讽刺，其中不乏寓意深刻，文锋犀利、发人深省的寓言。此外，清代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如《崂山道士》、《画皮》、《车夫》等也可作为寓言来读。其他文人的著述中也有一些寓言作品。
我国现代寓言创作继承了古代寓言的优秀传统，也接受了外国寓言的影响。“五四”以来，产生过一些新的寓言作品。如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狗的驳法》是公认的优秀寓言。创作数量较多，成就较大者当推冯雷峰。他的寓言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既富哲理又满蕴诗意。四十年代末。张天翼在香港养病时也曾写了一批尖锐犀利的寓言。此外，严文井、艾青、陈佰吹、贺宜、何公超也曾从事寓言创造。近期金江、黄瑞云、鲁芒等寓言创作，也取得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