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刘巧珍形象为例，分析路遥创作思想的复杂性。
为了把传统的美好品德输入于当代人的生活和生命意识中，路遥甚至以理想化的审美情致，满含深情地塑造着他心目中的“意中人”。在刘巧珍身上，凝聚着作家对传统优美德性的礼赞和张扬。他曾说：“我写的刘巧珍，是长期的感情积累，她说不上是谁，也可能就是我所有的故乡姐妹们。写巧珍时，我很激动，写到她出嫁，我自己痛苦流涕，把笔都从窗户里扔出了。”可以看到，他不想让他理想中的美型人物得到丝毫的损伤。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刘巧珍这一形象作为传统型妇女美德集于一身的人物可以同任何一位作家笔下的此类人物相媲美。如果说沈从文塑造的翠翠具有“水”一样的清澈、透亮、天真和无瑕；那么，巧珍却像陕北高原上土生土长的山丹丹花，纯朴、善良、真挚和不矫饰，她的品格是扎根在民族的道德观念和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之中的，是黄土地的精灵之气孕育的。她虽土但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卑而不自贱。她爱高加林，如痴般地爱着，但绝不向爱乞求，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她可以为他而死，但必须以对方的爱情做为前提；她恨髙加林，但更多的是怨而不是怒，她不僕有些农村姑娘失恋以后，或者忍气吞声，甘愿在命运面前认输，或者死去活来，自寻短见，她反而从失恋中痛感到文化知识对于普通农妇的重要，反而以已嫁之身暗中扶助高加林而毫无报复的企图；她的可爱、善良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足以使人们的精神为之升华。她的悲剧，也许是由于她太善良。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传统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从“爱人”出发，才能达到“人恒爱之”的人本主义的道德原则对作家深入肌理的影响，而“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儒家对人性的道徳追求和向往的理想人格在他人物身上的折射，更对人们的心灵有巨大的融化力量。P334-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