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大连某船运公司A与日本公司B通过电传签订一份租船合同，B公司在大连设有分支机构，约定由A公司派船承运B公司的一批货物，装货港为日本C港，卸货港为中国天津港。合同签订后，A公司于同年2月派船从厦门港驶往日本C港受载。船抵C港后，B公司以船舶不适航为由拒绝装货。为此，与A公司发生争议。后经双方协商，由中国船级社与日本NKKK船级社对船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认为船舶适航。B公司仍然拒绝装货，致使该船空载返回中国大连港。
A公司认为，船舶从厦门驶往日本C港受载，厦门至C港是此租船合同的预备航次，预备航次的开始即是合同履行的开始，厦门是本次租船合同的履行地。因此，A公司于1994年3月17日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要求B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XX元。而日本B公司则对厦门海事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厦门海事法院对该案件没有合法的管辖权。
问题：（1）B公司提岀的管辖权异议是否合理？
（2）按照中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该案享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是哪些地方的海事法院？根据是什么？
（3）厦门海事法院对该案应该如何处理？
答：(1)B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是合理的，因为本案中，合同履行地是中国的天津、日本的C市，而B公司在中国的大连有其分支机构,上述地方的海事法院对案件有合法的管辖权，厦门与本案没有密切的联系。(P193)
(2)天津、大连、日本C市的海事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①天津市和日本的C市分别是还船港和交船港，是合同的履行地，这是他们对该案有管辖权的根据所在。②大连是日本B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所在地，这是大连海事法院时该案享有合法管辖权的根据。(P270)
(3)厦门海事法院应该将案件移送给大连海事法院，因为案件中并没有实际履行，而案件与大连有更紧密的联系，而且也有利于案件判决的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