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实行“法治”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为了说明变法和实行法治的必然与有效，法家提出自己的人性论和进化的历史观，作为其法治的理论根据。(1)“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生来说有“好利而恶害”的本性，追逐名利是人的本能。如商鞅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在商鞅看来，人们追求名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改变不了的。人之趋利，就像水之趋下一样，是必然的。只要有名有利，人们就会不顾_切，即使违法犯罪，身败家亡，也在所不惜。因此，统治者应当根据人的这种本性，制定出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统治人民。他说：“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商鞅主张通过赏罚的办法，把人民纳入法治的轨道，驱使他们积极从事农战，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韩非也是一样，认为只有法令赏罚才是治理天下的有效工具：“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法家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揭开了儒家给封建社会关系蒙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幕，看到了人人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这是现实的。但他们不区别不同阶级的物质利益，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追求名利的坏人，这正是在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剥削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暴露。这无疑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寻找合理的根据。(2)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法家还通过对历史演进的叙述和古今社会的对比，论证法治的现实可能性。商鞅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经历了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尚)贤而说(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世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显然是指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接着是中世，那里尚贤而悦仁，即以道德观念的仁来维持社会秩序，还没有强制手段。到了“贵而尊官”的下世，情况就不大相同了，人们“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社会混乱，争夺激烈，于是出现了“圣人”，他制定出各种制度：“立禁”、“立官”、“立君”。这就意味着国家和法律产生了。韩非继承了商鞅的进化观，并进而对历史进化的原因作了新的探讨。他认为，人类初期之所以没有国家和法，在于当时“人民少而财有余”，用不着去争夺生活资料；而后来之所以出现了国家和法是由于“人民众而货财寡”。诚然，法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是不科学的，但他们完全排除了天命、神权一类的说教，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