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儒家思想和法家“法治”主张的对立
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法治”与“礼治”的对立。法家认为，只有代表新兴统治集团利益的法才是公平的、正直的，代表贵族利益的礼则是不公平、不正直的。礼法对立，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与制度的对立。“礼治”维护世袭贵族特权。“法治”则要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反对贵族世袭各级官吏的宗法等级制度和垄断土地所有权的土地国(王)有制；主张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土地，根据功劳与才能的大小选拔官吏。(2)“法治”与“德治”的对立。主要是统治方法的对立18愿治”主张“以德服人”，强调道德与教化的作用，相对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法洽”主张“以力服人”“不务德而务法”，强调法律的暴力作用，把法律的强制手段看成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轻视甚至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3)“法治”与“人治”的对立。是指在治理国家上“法”和“人”谁起决定作用。儒家强调“人治”，强调“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治理国家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法”。“法治”则与此相反，认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就是说，只要根据新兴统治集团的意志立法，并坚决加以贯彻执行，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他们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他们抨击“人治”，并把“人治”说成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心浴”或“身治”，赏罚予夺，如果不以法律为依据，而由君主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势必造成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这就是产生怨望的根源。也就是说，没有法律就没有准绳、没有标准。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讲：“释法术而任心治，则尧不能正一国。”他的意思是说，尧这样的圣人也应该按照法律办事，不依法律，他连一个诸侯国也治理不好，更不要说治理天下了。为了强调法治优于人治，慎到甚至指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法律虽然不完善，也比没有法律好，因为它能统一人心。法家强调法治是对的，但把人治说成是“身治”“心治”则曲解了儒家的意思，儒家的人治是贤人政治，其“仁政”自有可取之处，当然法家批评长官意志也有对的成分在内。法家主张绝对君权，儒家不那么绝对，孟子就非常强调“民贵君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