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改革开放后，影响中国社会流动的因素与机制。
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人们发生何种的社会流动，大致受三个层面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制度安排；在中观层面，则依赖于工作单位和家庭；在微观层面，则取决于个人后天努力。根据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并将其与先赋一自致因素的关系进行交互分析，可从理论上将导致社会流动的机制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一，制度安排本身导致的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基本与先赋一自致因素无关。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个体手工业者、个体工商者和资本家这三个阶段，也消灭了传统的雇佣工人阶级；而7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相关制度安排，则重新造就了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阶层和雇工阶层。其二，制度安排与先赋因素、自致因素混合导致的社会流动。例如，改革开放前，一个人要进入地位最高的干部阶层，一般既要具备政治上被认为可靠的家庭出身或阶级身份，还要在政治上表现得忠诚和积极；而一个农民之所以很难从农村流动到城镇就业，因为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制度安排限制农民进城，从根本上排除了其改变农民身份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其三，制度安排抑制先赋因素或自致因素而导致的社会流动。这种机制会对社会流动的方向产生某种调节性或扭曲性的影响。例如，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所造就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其相关制度安排，实际上确立了先赋因素在中国城乡社会流动以及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就业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堵塞了自致性因素发挥作用的渠道。其四，制度安排中的某些漏洞或偏向，被一部分社会成员利用而导致的社会流动。不过，人们是否利用这种制度和政策安排，抑或是被排除在流动机会之外，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利用这种制度和政策安排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