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
欧洲耶稣会成立于16世纪40年代，而耶稣会士初到中国则在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这一年，西班牙籍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循海路从印度抵达广东珠江口的上川岛。从那时起至18世纪末，来华耶稣会士先后有800人左右。这些肩负罗马教廷实行宗教殖民使命的教士，根据中国的实情，确立了“学术传教”的迂回策略，即通过介绍西方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华人之尊敬”，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学术界坦然接受，而认识基多(基督)圣化的价值”。为此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着重做了两方面的事情：(1)向中国广泛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古典哲学、史地、音乐、美术等。在这些方面，以利玛窦的工作最有影响。利玛窦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1582年来华，初在广东传教、学汉语，1601年到北京传教、讲学，结识中国学者徐光启等。他身穿儒士服，谙熟儒家礼仪道德，在传教中多行儒家宗教敬祖之礼。他大力介绍西方的天文、历算、地理、艺术等，除口头讲授外，还翻译和编写了《几何原本》、《天文实义》、《万国舆图》、《浑盖图说》、《勾股义》等十余种著作。在利玛窦的影响下，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如汤若望、孟至德、庞迪我、艾儒略、南怀仁、熊三拔等也译著了不少西方科技、文化著作。(2)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耶稣会士要打开传教局面，必须了解、适应中国社会，必须首先钻研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他们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还向西方介绍，如意大利的殷铎泽与葡萄牙的郭纳爵合译了《大学》、《中庸》、《论语》等。比利时的柏应理在巴黎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卫方济编译有《中国哲学》，雷思孝翻译了《易经》。此外，有关学习中文文法与文字的著书如《中文入门》、《中国文法》、《中文研究法》等也被译介到西方。耶稣会士的这些工作对西方汉学的兴起与认识中国文化，影响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