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抗战初期，围绕旧形式的利用问题曾经出现过“旧瓶装新酒”的讨论。1938年，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问题，引起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地进一步的讨论。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向林冰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文中，认为创造新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并偏狭地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不健康的。葛一虹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中则完全否定民间形式有可继承的合理成分，认为应该走“五四”新文学的西方化倾向。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和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将讨论推向深入。郭沫若认为，中国新文艺“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因素，又成为旧有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综合统一”。这一问题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进一步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