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浩然的《金光大道》之于“文革”时期主流文学的特征。
《金光大道》是浩然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文革”时期主流文学的代表作之一。首先，一切阶级斗争化，是“文革”的理论形态和现实存在，也是“文革”文学的统一主题。就作品所反映的内容而言，浩然对于曾经轰轰烈烈于解放后农村生活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具有比较深厚的生活积累；就作者进入文坛以来的文学实践而言，甚至就《金光大道》的某些描写而言，也显示了作者较为扎实的艺术实力。但诚如浩然在20世纪90年代所痛诉的那样：“当时的‘极左’思潮相当严重，我的创作思想确实受到一些影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期的烙印，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这影响、烙印和缺憾，首先表现在文学观念上，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求作品的实用价值，放弃文学的审美功能，颠倒生活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视观念重于生活、先于生活。其次，在艺术构思上，《金光大道》集中代表了“文革”文学的构思模式。作者殚精竭虑编制三级斗争、两条线索这种结构模式，显然是将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农村生活，统统归结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渲染斗争的广泛性、尖锐性、复杂性。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斗争，比外部的阶级斗争还要尖锐复杂，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更大的危险，从而直接演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适时适宜地图解了“文革”主流意识形态。《金光大道》所显示的斗争模式化的构思，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的产生再充分不过地表明，“文革”文学只要表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味”，非得人为地设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构思的模式化，而构思的模式化反过来又有利于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味”。最后，按照“根本任务论”，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高大泉贯穿《金光大道》首尾，是作者竭力刻画的杰出人物，聚集着“文革”英雄的全部特性。无可否认，高大泉是《金光大道》坚持“根本任务论”而产生的炙手可热的品牌，是“文革”文学中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范式。在他的身上的确倾注了作家出色地执行“根本任务论”的心血，完满地体现了“文革”文学的追求。
